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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警惕貿易戰發展為金融戰

發布日期:2019-06-10            信息來源:財經會議資訊            【打印】       分享到: 


  6月5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中美經貿摩擦問題與出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吃虧論”:換了“馬甲”的江湖敘事》的主旨演講。他指出,美國作為全球長期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唯一大國,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支付和清償債務,是自二戰以來全球經濟金融體系面臨的無可奈何的現狀。無視這一現狀而奢談“吃虧”,既是無知,更是心懷叵測。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應盡快形成中國的“貨幣國策”,一方面,弱化美國金融戰的沖擊;另一方面,全面提升我國管理金融風險的能力,進而穩定國內經濟。

  “全球經濟失衡”的拙劣翻版

  早在2年前的美國大選期間,美國就有人就中美之間巨額貿易逆差發難,以“美國吃虧論”相號召,聲稱美國每年都要“輸給中國5000億美元”“美國損失了數百萬制造業崗位”,等等。及至榮登大寶,美國吃虧論更成為美國當局的基本國策和國際經濟戰略的基石之一。

  其實,就其本質而論,美國吃虧論并非新的貨色,撩起外衣,我們就會發現,它不過是十余年前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時風靡一時的“全球經濟失衡”概念的世俗版而已。那時,面對洶洶而至的金融風暴,美國政客們驚慌失措,苦心孤詣生造出這樣一個新概念,用來掩蓋其發展戰略的失誤。因為,將危機歸諸失衡,將失衡描述為“全球”的,他們便得以輕松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特別是類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可以說,“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乃至“中國崩潰論”云云,都是從這個概念中獲得其理論支持的。當然,較之“全球經濟失衡”概念,“美國吃虧論”少了幾分書卷氣,多了幾分商業江湖的野性。

  將美國出現貿易赤字視為美國“吃虧”,本身就是彌天大謊:

  首先,國際經濟學(大多由美國經濟學家編撰)告訴我們:一國出現貿易逆差,意味著該國國民超出本國的生產能力,享受了更多的物資財富,由于享受了質量高、價格便宜的產品和勞務,該國國民的福利得到顯著增進;

  其次,貿易赤字偶一為之,固然可以增進國民福祉,但若長期化,則對經濟發展不利。因為,該國最終必須實實在在地拿出本國的真金白銀去平衡它。然而,此處所說的負作用,對美國并不適用,因為,美國用以交換別國財富的,只是其中央銀行的紙質憑證,甚至,用美國經濟學家L.蘭德爾·雷的說法,只是“在計算機上多敲了幾下鍵盤”,充其量,只是在賬務本上增加了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債務;

  再次,債務如果積累,對一國長期發展不利,因為,債務國最終仍須拿出真金白銀予以歸還,而且還要帶上孳息,這些都是對本國財富地扣除。然而,這一弊端再次不適用于美國,因為,美國仍然可以用其央行的鈔票或在其央行的計算機上多敲幾下,去平衡其幾乎達到天文數字的對外債務。

  以上種種,恰如美國經濟學家L.蘭德爾·雷在當下風靡美國的《現代貨幣理論》中直率指出的:“整個世界被美國耍了兩次:一次是美國用美元過度進口,另一次是美國用美元支付債務利息。”“美國向外國人支付的利息率和利潤率極低,卻因為持有國外投資的債權獲得高額的利息和利潤。”

  顯然,要知曉“美國吃虧論”之謬,我們不僅要列示美國從長期貿易逆差中在實物層面獲得的巨大好處;還要分析其貨幣金融體系對其實物層面的國民經濟操作所給與的支持;更要條分縷析,揭示出該國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特殊地位,將其實體經濟和貨幣金融體系彼此映照、相互支撐,并據以形成由其主導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因而獲得的獨一無二的超額利益。

   美國貿易逆差: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老故事

  美國貿易逆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老故事。

  布雷頓森林體系可以被簡單概括為“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在這個體系中,美元占據非常獨特的地位:它既是美國的貨幣,也是世界的貨幣。作為美國的貨幣,美元的供應必須充分考慮美國貨幣政策的需要、黃金儲備的規模以及國內經濟的運行;作為世界的貨幣,美元的供應則必須適應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對交易手段和儲備資產的不斷增加的需要。

  美元的這種雙重存在,蘊涵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恰如一國之經濟發展需要不斷增加貨幣供應一樣,國際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不斷增加作為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的美元的供給;而美元的不斷增加供給,唯一地只能通過美國不斷產生國際收支赤字來實現。所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連年產生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并積累了巨額的國際債務。另一方面,美國長期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由之導致的美元供應的大規模增加,反轉來又會對其貨幣的國內價值的穩定性、進而對其經濟的穩定性造成不利影響,并影響到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這是一個根本性的不可解決的矛盾。這個問題,被從理論上概括為“特里芬難題”。可以看出,所謂全球失衡,無非就是“特里芬難題”的又一種表述而已;美國貿易逆差,更只是這個復雜世界難題的一個側面而已。歷史事實是,“特里芬難題”的長期存在,終于使得美國和國際社會均無法承受。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最初是美元法定價值的不斷貶值,繼而是國際社會的一系列挽救行動,最終演化為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1974年的“牙買加協議”正式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但是,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改變的是“雙掛鉤”,即美國放棄了維持幣值穩定的承諾和各國貨幣相繼放棄了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但是,國際清償力不足的問題則始終存在——由于美元依然是世界各國公認的國際貨幣和主要的儲備資產,全球的儲備資產供應仍然需要美國不斷產生貿易赤字方能解決。資料顯示,1977年以來,除了少數年份,美國的經常項目交易始終處于逆差狀態,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圖1)。換言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特里芬難題”所刻畫的全球失衡現象依然繼續。

  圖1  美國經常項目差額占GDP之比(1970~2018)

  資料來源:NBER.

  全球失衡的直接表現是各國國際收支賬戶的不平衡,但是,追根溯源,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根源則在于各國國內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從理論上說,在開放經濟中,總供給由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進口構成;總需求則由居民投資、政府投資和出口構成。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居民儲蓄與政府收入之和等于一國之總儲蓄,居民投資與政府支出之和則等于一國之總投資;一國總儲蓄與一國總投資之差等于凈出口。若一國儲蓄小于其投資,即出現儲蓄缺口,該國就會以貿易赤字形式來“進口”別國儲蓄以實現宏觀經濟均衡;反之,若一國儲蓄大于投資,即出現投資缺口,該國便會以貿易順差形式來“出口”本國儲蓄以實現宏觀經濟均衡。這種內外聯系告訴我們:分析全球及各國的儲蓄、投資狀況,以及儲蓄缺口及投資缺口的變化動態,是分析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原因的主要入手處。美國NEBR的資料顯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儲蓄率呈逐年下降之勢,到了發生次貸危機之前的2007年,已經降為負數(圖2)。

  圖2 美國的儲蓄率走勢(1947~2011)

  資料來源:美聯儲:美國資金流量表。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40年來,全球失衡呈現出大幅波動的特點。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全球失衡初顯端倪,其后便逐步加劇,到80年代中期,達到一個高峰。作為當時主要的對應雙方,一方面,美國的逆差在1986年、1987年連續兩年超過全球GDP的2%;另一方面,日本和德國的順差之和也前所未有地達到占全球GDP的1.8%的高水平。全球失衡在1986年達到頂峰,而后逐漸得到糾正,到90年代上半葉,達到新的低點。與這一過程對應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日本和德國等發達經濟體國內連續爆發危機,并相繼引發了以“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大規模改革。這個糾正過程在不同國家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美國因此重新獲得了競爭優勢,并開啟了一個新的增長周期;德國則面向歐洲尋求出路,加快了其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日本似乎不那么幸運,著名的1986年“廣場協議”之后,長期陷入低迷,近年來才緩慢恢復。

  值得關注的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失衡惡化到緩解的過程中,潛行著一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相繼崛起、發達經濟體影響力下降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開始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其間雖有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南強北弱的總趨勢一直沒有改變。全球大勢的改變自然也改變了全球失衡的圖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持續增大,其占全球GDP的比重直線上升;在此次全球危機的前幾年中,甚至連續數年達到了接近1.5%的新高度(圖1)。在另一方,德國和日本依舊保持著其順差國地位,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新興經濟體和主要石油輸出國,則顯然成為全球失衡總圖景中日益重要的因素。失衡的惡化最終引發了危機,一個新的再平衡過程就此啟動。

  總之,觀察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脈絡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始終居于全球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順差一方,不斷變化的角色包括德國和日本,自70年代以后,先是亞洲“四小龍”、繼而亞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國和石油輸出國漸次加入了該行列。如果說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機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國那里。顯然,“美國吃虧論”是一個無知且隔斷歷史的判斷。

  03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金融鏡像

  在本質上,貿易逆差是實體經濟現象。然而,若無貨幣的介入,在“純”實體經濟體系中,任何失衡都無以產生;即便出現,也難持久。

  國際貨幣體系因素的介入,不僅使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全球失衡問題變得高度復雜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國家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清償和支付,則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長時期內具有可持續性。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國用其本國貨幣來支付逆差,則失衡便具有可持續性。這正是自上世紀以來全球經濟金融面臨的無可奈何的現狀。無視這一現狀而奢談“吃虧”,既是無知,更是心懷叵測。

  我們看到,由于存在“原罪”,從建立之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覆蓋的經濟世界便是一個失衡的世界。起初的基本格局是,美國貿易順差和其他國家貿易逆差相互對應并長期存在。1960年,以美國的對外債務超過其黃金儲備為標志,布雷頓森林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開始轉變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其他國家對美貿易順差相對應,并愈演愈烈。但是,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這種失衡仍然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美國享有用發行本幣來彌補經常項目差額的特權——而無論歡迎與否,世界各國都必須接受美元。1971年發生的“尼克松沖擊”可謂轉向不可持續的關節點。從那時開始,美國國內的物價騰涌和美元的對外價值一瀉千里,使得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同時感到維持美元本位已經得不償失,于是爆發了持續近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并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壞。

  但是,美元的故事并未結束。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一種制度壽終正寢后,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核心地位固然受到了以歐元為代表的多種新興儲備貨幣的嚴峻挑戰,然而,亞洲各國的相繼崛起,客觀上弱化了這種挑戰。由于亞洲國家的貨幣絕大多數與美元保持密切聯系,很多國家甚至實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或實行貨幣局制度,該區域作為美元的新“外圍”的崛起,事實上重建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強化了美元霸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因前蘇聯東歐國家“巨變”得以進一步鞏固。90年代之前,蘇聯東歐集團事實上組成了一個同布雷頓森林體系相并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其關鍵貨幣是盧布。蘇東“巨變”之后,集團內的所有國家都實行了市場經濟,其貨幣也不約而同地奉美元為新宗主。規模如此之大的經濟體集體“投誠”,無疑為美元的貨幣中心地位提供了新的支持。

  如此等等的發展,致使一些研究者徑直將牙買加協議之后的國際貨幣制度稱作“布雷頓森林體系Ⅱ”。我們以為,若就美國依然享受主要儲備貨幣發行特權這一事實而論,稱之“布雷頓森林體系Ⅱ”,固然亦無不可,然而,若就美國在該體系內應承擔的國際責任而論,體系Ⅰ、Ⅱ可就大異其趣了。如今,美國完全沒有了要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的約束和壓力,更遑論要為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付出調整成本。我們以為,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完全脫離,正構成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使得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無約束地僅僅立足于其國內目標,踐行“美國優先”,全不顧其他國家“洪水滔天”。也正因為存在這種基本矛盾,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才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所在。

  04

  警惕貿易戰發展為金融戰

  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出現貿易逆差并導致全球經濟失衡,是全球經濟運行的常態,而且,調整失衡的過程也在不斷進行。在紛繁復雜的調整機制中,改變匯率制度及調整匯率水平,始終居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學者以“武器”名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匯率作為“中心國家”對付他國之武器的事實,常常由一些被裝扮為公理的精致理論包裹著。這些理論被那些中心國家高擎著,作為國際“公器”來號令天下,并據以對他國的國內政策評頭論足,甚至脅迫后者對其國內政策進行調整。因此,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防止貿易戰演變成為以匯率戰為中心的金融戰。

  2006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C. R. 亨寧出版了《匯率武器和宏觀經濟沖突》一書。該書明確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便是關鍵。然而,事實證明,各國間政策協調常不可得,使用匯率武器進行金融戰,卻經常發生。

  亨寧直接提出匯率武器這一概念,固然使得國際協調充滿了火藥味,但這種直面現實的做法,一針見血地揭示出國際政策協調的本質,較之“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至少還要有點江湖氣。

  在亨寧看來,貨幣國策是指通過操控貨幣環境來影響其它國家政策,這是二戰后全球經濟反復呈現的一個特征。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利用歐洲和東亞國家的弱點,迫使其改變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進行政策調整,這是經常發生的。盡管“匯率武器”并不總是奏效,但是,它在貿易失衡調整的國際沖突中,一直都扮演著關鍵角色。

  當經常賬戶失衡不可持續、各國之間出現經濟沖突時,一國一般可有三種選擇:其一,說服他國改變國內政策;其二,接受匯率的改變;其三,改變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現實中,選擇的偏好排序當然是從前到后,即,最好的情況是讓別國調整自己的政策和經濟結構。我們看到,這正是美國一直奉行的戰略。進一步分析便可知曉: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核心動力來自國內政治壓力,貿易政策和匯率武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常常是混合、交替使用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際貨幣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每個周期從相對和諧開始,繼而進入失衡調整中的高度對抗,最終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進入新的相對和諧階段。如此周而復始。亨寧把這樣的五十年分成五個周期,即:其一,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其二,1978年波恩峰會解決世界再通脹沖突;其三,20世紀80年中期的美日敵意和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其四,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衰退與復蘇;其五,新世紀的糾紛。在每個周期中,美國政府總是壓迫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政府或央行采取擴張舉措,而自己則主動實施美元貶值,享盡了所有的好處。

  全球失衡的歷史和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歷史完全重疊,這當然不是巧合。在這一系列事實背后演進的完整邏輯鏈條是:全球失衡引發經濟沖突,經濟沖突需要政策協調,協調過程受制于美元霸權,匯率是實現美元霸權的關鍵武器。

  亨寧的研究有四個發人深省的結論:其一,美國利用匯率武器逼迫他國改變宏觀經濟政策,是不爭的事實;其二,匯率武器的不斷使用,提供了一種刺激,促使被施用的目標國家積極采取相應對策保護自己;其三,目標國家的對策逐漸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對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范圍和效力構成一定制約;其四,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美國將繼續使用匯率武器來實現“美國優先”,這將迫使歐洲、日本和中國錘煉自身的“貨幣國策”。

  引入這段以匯率武器為核心的貨幣國策分析,是想強調:既然中美摩擦已經長期化、經常化,為安全計,我們必須鍛煉自己的“貨幣國策”予以應對。這顯然就對國內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也更為緊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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